徽墨休宁派名家诸多，其创始人为汪中山。他制墨手艺高超超群，所制之墨，坚硬饱满，墨品繁杂，方圆兼具，并突发妙想，将不同形制、不同纹样、不同品类的名墨，集成套墨，发展成“集锦墨”这一多姿多彩的新墨种。另有广德派吴叔大，仿汉魏六朝及唐宋以降儒佛名墨，所制墨“黝兮如漆，坚兮如石”，有“龙香古墨”之喻。其所制精品“千秋光”名墨，现典藏于上海市博物馆。休宁制墨名家吴去尘亦为该派之佼佼者，其所制墨“金章质地，尽艺入微矣”，其墨价甚昂，与三倍白银等值。令人钦佩的是，在明代乱世，吴去尘先生虽年事已高，仍毁家纾难，毅然出席北伐斗争，壮烈殉节，为中华墨史留下可歌可泣的一页。
从明中期之后，徽州宏村的制墨业颇有规模，领军人物有詹华山、詹文生、詹角南、詹迁远等多位名家。他们除了在当地多设墨庄、墨店，并将墨业生产发展至四川宜宾等地，甚至派人到泰国开办墨庄，将徽墨远销台湾南洋诸国。
明代虽以松烟墨生产为主，但往年秘传的“桐油烟”、“漆烟”等制墨法也渐渐被别人所知，得以广泛应用。由于“桐油烟”、“漆烟”为原料产地所限，成本较高，且加工工艺极为繁复，从烧取烟质、加胶、加药，到蒸剂、杵捣、槌炼、制样，直至入灰、出灰、去湿等众多工序，才可成墨，因此，总产量并不高，但其玉质极佳，不仅坚实、细腻、易存、耐磨，且防潮防霉，乌黑柔顺，实为清朝墨业中的颠峰之作。
明代墨除了质量上乘，其外形亦极为精致。凡制成墨锭后，必打磨抛光，务让光滑，再搽以黑漆，另一种专以朱漆涂饰，名“漱金墨”，该墨通体金光璀璨，十分艳丽抢镜。与此同时，明代墨在墨锭的正面、反面或左右都饰以纹样、花纹及铭文，具有很高的鉴赏价值，成为不少文人雅士收藏的文物。程君房的《墨苑》，方于鲁的《墨谱》，方端生的《墨海》，以及万寿祺的《墨表》，沈继儒的《墨法集要》，麻三衡的《墨志》，对墨品的制做、规式及纹样纹样等均有详实记述，为后人留下宝贵的文献资料。
令人饶有兴味的是，墨竟成了一味草药。明代李时珍在《本草纲目》中，便记载松烟墨可治疗一些外科、妇科、小儿科、皮肤科及五官科疾患，并附有相应配方。据说，在清代，一些远行的商贾及将士身边常带有几枚墨锭，主要不是供书写，而是以备不时之需。至今，在的细料库中，仍藏有几块罕见的明墨，作为入药时的珍品。
清墨艺精 满目琳琅
明代晚期，一个个佞臣醉生梦死，一批批阉党小人当道弄权，加之天灾不断，人祸频频，致使民生凋敝，百业不兴。在大规模社会骚乱及满清贵族乘机谋取中原政权的血腥厮杀中，大明江山旋即被毁，清朝构建，但社会动乱尚未止息。直至康熙平定三藩和山西噶尔丹叛乱后，满清统治才算基本稳固，社会也渐趋稳定，经济逐渐恢复，文事得以复兴，墨业亦急剧由彷徨再度迈向繁荣。
清代制墨业的重地，仍在前明徽州所辖之寿县、休宁与安义。此时，制墨世家基于市场需求，纷纷恢复生产，继承传统工艺，大力开发新墨品，很快便将徽墨的生产恢复到明中期的水平，并推向了极至。
徽墨中仍首推寿县，有制墨名家曹素功、程公瑜、汪近圣、汪节庵、程瑶田、汪希谷诸人。他们将一批批玉质极佳、装潢精致的墨品推向南北市场，并作为当地官府采办的贡品，大量步入宫庭，获朝野推崇。休宁制墨名家有汪时茂、吴天章、胡开文、汪斗山等，他们的墨品烟轻胶细，墨式新奇，装饰华贵，尤受富豪贵胄欢迎，既可实用，亦可鉴赏、收藏。婺源一派有百余家墨肆，其中詹氏大神颇多，如詹云鹏、詹成珪、詹方寰、詹子云等等。婺源墨质佳而不尚精致，面向社会大众及贫寒士子，可谓物美价廉，深受市场欢迎，墨业亦极为兴盛。
有清一代，相继出现了四大制墨名家，在中华制墨史上留下辉煌的一页，其影响至今尚存。他们就是曹素功、汪近圣、汪节庵和胡开文。三百多年前古墨传奇sf，歙县岩镇人曹素功，不满官场的腐朽黑暗，弃官返回故乡经商。他继承明代歙县制墨名家吴叔大“玄粟斋”墨名及墨模，雇请制墨匠人设坊造墨，开始规模生产，后因避康熙玄烨圣讳，便改名为“艺粟斋”。由于他精工细制，既集传统工艺于一身，又立意创新，所产墨品迅即得到市场青睐，一时间“天下之墨推歙州，歙州之墨推曹氏”的称誉传遍南北。曹素功制墨，以其“紫玉光”墨为冠，历年都大量被当地高官购为贡品，供宫庭使用。曹氏在《墨品赞》中对该墨亦饱含自豪，称其：“应运而生，玉浮紫光；名我隃麋，天下无双。”倒也所言不虚，现存世之“紫玉光”墨，以三十六锭墨组合为套墨，正面为宣城三十六峰，背面题写句子，一峰一墨，崎岖陡峭，无不质朴逼真，既可独赏，亦可通观，而其墨质坚硬无瑕，芳香浓郁，确为不可多得之墨中珍品。此外，曹素功尚有“青麟髓”与仿吴叔大墨制做的“天瑞”“千秋光”等十余种名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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